2019年新闻热点素材积累（七）

2019年新闻热点素材积累（七）

                                      语文组供稿

巨星远去，世界杯在继续（绿茵走笔）

钟

文

  2018年07月02日04:53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梅西和C罗双双打道回府，已经成为热门新闻。

　　很多人在为他们的离去伤感，同时也已接受一个不争的事实：梅西所在的阿根廷队没有机会赢得与法国队的比赛，C罗所在的葡萄牙队也难以做到与状态正佳的乌拉圭队抗衡。

　　如果说阿根廷队与法国队跌宕起伏的世界杯八强席位争夺战，见证的是法国队小将姆巴佩的强势崛起；那么葡萄牙队与乌拉圭队的强强对决，见证的则是乌拉圭队这支足坛劲旅的英姿勃发。

　　足球比赛说到底还是两支队伍的对决，纵使梅西、C罗有天大的本事，也难以做到扛着各自球队一直前行。而所谓的以一己之力扛着一支球队，更多强调的也只是梅西、C罗在各自球队的主心骨作用而已。

　　真正让人感到惊喜的，可能还是姆巴佩的抢眼表现。阿根廷队与法国队争夺本届世界杯八强席位，正是姆巴佩一人打入两球的壮举，令比赛胜利的天平最终倾向了法国队。而姆巴佩的出现，也让人们在感慨梅西、C罗的背影渐行渐远之时，又有了新的期待。

　　世界杯从来不是特定年龄层次球员的专属舞台，这里欢迎顽强坚守的老将，更欢迎脱颖而出的新人。正是在悄然进行的新老交替间，参赛球队在更新迭代、世界杯在续写精彩。阿根廷队与法国队的对决，就更像是一干老将与新生力量的比拼，老将拼尽全力虽败犹荣，新人脱颖而出继续前行。

　　遥想当年，梅西、C罗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也曾鲜衣怒马、意气风发，眼下留给人们的却只是壮志未酬的背影。而在他们身后，世界杯的绿茵舞台将留给姆巴佩等翩翩少年纵横驰骋。一代又一代足坛巨星，没有谁不经历这样的场景、角色转换就能随随便便成功；而完成这样一个转换与升华的过程，却也是世界杯历经88年依旧鲜活的原因之所在。

　　梅西、C罗离去，世界杯仍在继续；姆巴佩等新人登场，世界杯将续写华章。辞旧迎新之际，最好的感怀便是重温那些传奇，最好的迎纳便是让传奇在新人身上得以延续。　　《 人民日报 》（ 2018年07月02日 15 版）

当网友调侃的时候，中国足球人该干什么？

作者：曹竞

当网友调侃的时候，足球人该干什么？尊重项目规律，虚心学习人家的“种植”经验，一定比张嘴喊口号管用得多。

世界杯快被网友“玩儿”坏了。什么“天台梗”，什么“慌的一比”，某企业请来的某著名代言人的广告宣传海报，更是被PS成各种顺口溜，真是一“梗”未平一“梗”又起。网友玩儿网友的，毕竟看球调侃只是他们的兴趣爱好，但把足球当职业，并在公开场合时常表达要振兴中国足球的足球人到底该看些什么，又该干些什么，恐怕不能只是发发微博、扯扯闲篇儿吧。

卫冕冠军德国队小组赛提前出局的剧目，戏剧性很强却也充斥着惨淡。阿根廷队与葡萄牙队在同一晚相继黯然离场，同样伟大也写下同样世界杯结尾的梅西与C罗，让人不禁唏嘘感叹。而巴西人的一波三折及日趋稳健，又让不少看客对“五星巴西”充满期待。这些在中国拥有大批拥趸的足坛传统强队，粉丝想必也会遍布中国足球人中。但在中国足球人像普通粉丝那样过足眼瘾，甚至沉浸其中之时，不妨腾出工夫去看看亚洲球队的表现，看看这些已经回家或仍在战斗的球队，以及他们在世界杯决赛圈中扮演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亚洲球队大多数时候是来“陪太子读书”的，他们就像电影里台词超不过5句的小角色，出场没几分钟就因不明原因不见了。这次，4支亚洲球队中的3支虽然没能闯过小组赛，但他们奉献给世人的演出内容却各有精彩之处。

伊朗人在“双牙”镇守的小组里取得1胜1平1负的战绩，尤其末战凭借补时阶段的进球逼平C罗领衔的葡萄牙队，他们绝对有资格昂首离开。韩国队尽管前两战均以1球小负对手，但他们最后一战对阵卫冕冠军时打出的血性和强悍，足以赢得尊重。甚至连素喜“打酱油”的沙特人，这次也能够带着一场胜利回家。

所有这些胜利或许不会被传统强队放在眼里，但作为亚洲足球的代表，他们的进步既明显又实在。尤其日、韩、伊朗3支球队，他们不仅不再是“陪练”，甚至具备掌握生杀话语权的能力。这3支球队在本届世界杯赛上踢出的9场小组赛，不管结果如何、对手是谁，几乎没有一场会让对手感觉轻松。

这些明显的进步绝非偶然，它们更像是水到渠成后的理所当然。国内肥沃的足球土壤，构建成型的青训体系，然后有了大批旅欧球员的出现——日本队的23人大名单中有14名球员效力于欧洲高水平联赛俱乐部，伊朗队中有12人在欧洲联赛踢球，韩国队虽然只有5人旅欧，但担纲英超热刺队主力前锋的孙兴慜，足以把韩国队的整体实力拉高一个档次。

而现如今的国足，唯一一名旅欧球员就是刚刚加盟荷甲海牙队的张玉宁。尽管张玉宁加盟海牙与俱乐部希望吸引更高关注度有关，但能够放弃中超球队的高薪诱惑，坚守在欧洲闯荡，张玉宁算是中国球员里鲜有的执著于梦想的球员。在中超联赛U23政策出台后，一些原本准备在海外苦练的年轻球员纷纷回国，水平不高却可以拿到几百万甚至千万年薪，在如此环境之下，他们还有什么心思去提高球技？！

16年前曾在世界杯决赛圈对阵巴西队比赛时打中立柱的肇俊哲，就在一次访谈中坦陈，总提2002年那届国家队，只能说明现在的国家队没进步。话虽刺耳却很到位，尽管中超联赛大牌外援越来越多，中超俱乐部队的成绩也比以往显著提高，本土球员转会身价、年薪也都大幅上涨，但国家队的成绩却不进反退，不要说对抗日、韩、伊朗等队，甚至连以往不放在眼里的东南亚国家球队都能成为国足“劲敌”，这不值得中国足球人深刻反思吗？！

16年其实不短，足以蕴育至少3茬儿足球小将，足以完成播种、耕耘和收获的过程，但中国足球不管是群众基础、青训体系还是国家队水平，均停滞不前，与亚洲强队间的差距更是有增无减。当中国足协副主席在结束俄罗斯世界杯考察后，放出一句“一定要让国足出现在2022年世界杯上”的狠话再无其他，便不难理解国足每况愈下的处境。

当网友调侃的时候，足球人该干什么？尊重项目规律，虚心学习人家的“种植”经验，一定比张嘴喊口号管用得多。

高晓松的假球阴谋论，为啥那么火

熊志

2018年06月29日07:50

来源：钱江晚报

　　世界杯比赛如火如荼的时候，一段高晓松点评球赛的视频流出，在视频中，高晓松表示，很多场足球比赛都存在假球嫌疑，比赛的结果是被博彩公司操纵的。

　　高晓松的假球言论，并不是本届世界杯的应景发言。这段流传了多年的视频，是2012年欧洲杯开幕之前，其个人脱口秀《晓说》的“赌球”主题节目，节目的名称是《欧洲杯硝烟再起 “阴谋论”说赌球黑幕》。在今天被重新传播，一方面有世界杯的因素，另一方面也说明阴谋论本身的市场之大，6年过去了，很多人还是把它奉为真相。

　　其实对于博彩公司而言，根本没有通过操纵比赛结果获利的必要。博彩公司通常是靠对比赛结果的海量计算，来设定一个赔率，这个赔率足以保证不管哪边赢，它都能够从输家的下注中抽水，并且用输家的钱赔给赢家。

　　不过，从高晓松假球论的再次流传来看，很多人不愿意相信这种盈利模式，甚至以为世界杯都会上演阴谋论。尤其是对那些参与了赌球的人来说，本届世界杯开赛至今，很多像德国这样的传统强队纷纷折戟，这导致那些押错了胜负的人，为了寻求一种合理化的解释，用博彩公司操控赌球的阴谋论来安慰自己，来证明自己对实力强弱的判断没错。

　　当然很多不参与赌球的人，包括一些资深足球爱好者，也会相信并传播世界杯假球论，这说明它牵涉到传播层面的社会心理问题。所以，长盛不衰的阴谋论，例子不胜枚举。

　　信息生产的角度讲，辟谣的信息，其实并不比谣言少，但依旧无法阻止阴谋论。这里面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因为立场原因，人们总是偏向于相信那些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哪怕这不是真相，或者全部事实，但它满足了心理预期。这会导致反阴谋论的信息，被自动过滤。

　　另一层因素是，当下的信息传播，大部分是在社交媒体完成，比如微信朋友圈。但事实上作为内容承载纽带的社交产品，本身是高度圈层化的。比如一个媒体人，它的微信好友可能大多部分都是媒体人，朋友圈所能刷到的，多是各类新闻资讯信息和评论；一个老年人，他的好友也可能是小区的同龄人，朋友圈的内容，多是养身保健信息。在这种大众偏好、价值观相近的圈层化环境里，阴谋论很容易一传十、十传百，养身鸡汤、谣言泛滥也是这个道理。

　　这样的困境，被专业的学者描述为“信息茧房”，人们像蚕一样被困在茧里，只能接触到极为有限的信息。事实上，为了满足信息分发的效率，现在很多自媒体平台，采用机器算法进行兴趣匹配。潜在的后果是，人的视野越来越窄，因为平台总是推送你感兴趣的那部分信息给你。而一旦资讯不再流动，谣言和阴谋论就很难接触到辟谣的信息。

　　所以，这能解释为什么过了6年，高晓松的世界杯假球论，还是拥有广阔的市场。并不是因为高晓松的号召力有多大，只是因为那些有理有据的科普信息,并没有抵达阴谋论的信奉者，被选择性地过滤在了信息茧房之外。

摄像头自动升起，手机的控制权不能交给“流氓软件”

2018-07-02 17:51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朱昌俊

　　由于采用了自动升降摄像头设计，国产手机品牌vivo的新款手机vivo NEX，如今成了鉴别“流氓软件”的神器——每当有APP在调用摄像头时，这款手机的摄像头都会自动升起，这引发了用户和网友的广泛关注，因为有时摄像头升起时，用户并未使用拍照等相关功能。

　　针对此一事件，vivo已宣布升级手机软件版本，优化对第三方应用（APP）调用摄像头的判断逻辑，并在出现潜在不明确调用行为时，向用户弹出窗口，进行二次确认授权；而被疑似打开用户摄像头的QQ浏览器则回应，用户在用手机QQ浏览器打开某些网页过程中，手机摄像头并没有完全弹出，摄像头也没有做任何拍摄或采集行为。

摄像头自动升起，手机的控制权不能交给“流氓软件”

　　尽管这些回应都很及时，并否定存在对用户隐私的窥伺，但打开某款APP，手机摄像头自动升起，无异于一个明喻：人们对自己的隐私，对APP乃至自己的手机失去了绝对的控制权。在“智能手机已经变成人类身体一部分”的当下，这不能不让人心悸。

　　玩着手机，摄像头却突然自己冒出来，这确实挺吓人的。不过比这种赤裸裸的行为更让人害怕的，是大家都把手机当作自己最亲密的伙伴，但你却永远不知道那些常用的APP后台到底是如何运作的，不确定它们对用户进行信息采集的合理边界到底在哪里。

　　过去的“流氓软件”，一般表现为占内存、消耗流量、获取用户信息等，这些都是在后台悄悄进行，现在的“流氓软件”则可以在未经任何提示的情况下，直接打开用户手机的摄像头，无疑进一步突破了人们对“流氓软件”下限的想象。同时，这也让人们更加担忧，如果不是这款手机有摄像头自动升降功能，那些“流氓行径”是否就不会被发现？这一点其实就是谈及APP权限，以及用户隐私保护时一个很常见的尴尬境况：大多数情况下，用户是无法感知自己的隐私是否被侵犯的，更遑论取证维权。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类似事件，即便被曝光，引发集体控诉，涉事方也最多道个歉，并无实质性的权利补偿。

　　一款手机摄像头的自动升降功能，让一些问题软件现了原形，这或是好事，但指望手机自身对APP进行检测，并不靠谱。因为，一旦手机与软件之间的“调配”更优化，是否意味着其可对用户信息实现更隐蔽的泄露与侵犯？这并非耸人听闻，早在数年前智能手机开始普及时，有关手机预装软件占内存、泄露隐私却又无法卸载的现象就曾引发普遍关注。

　　出现APP侵权的情况，除了治理力度，还有一个现实尴尬在于，到底如何定义“基本功能”“必要功能”？比如，某些APP在获取用户信息时，打着“为方便用户，所以必须获取基本信息”的幌子，但到底何为“必要获取”，授权获取后的信息又如何保护？如果立法与监管不能深入到这一步，那保护用户隐私，终究只是一句空话。毕竟，由于技术门槛和信息不对称，软件运营者的话语权始终要大于用户，它们可钻的空子太多了。

　　当然，除了定义“必要获取”与“合理让渡”的界限，另一个则是要明确授权的告知问题。这次开启APP，摄像头就自动升起所证明的，就是很多时候用户隐私信息在被使用时，并没有任何授权程序。这种默认用户允许的程序设置，或许再次说明，那些信奉“中国用户多数情况下愿意用隐私换便利”的互联网经营者不在少数。（朱昌俊）返回光明网首页

不要被我们热爱的毁掉

作者：张树辉

教育、教化的有效性可能远不及网络产品的诱惑力，但绝不可以漠视网络产品对青少年的驾驭甚至侵害。

前不久，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教育引导工作的紧急通知》，其中提到“成瘾性网络游戏、邪恶动漫、不良小说、互联网赌博等不断出现，造成一些中小学生沉迷游戏、行为失范、价值观混乱等问题，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的学习进步和身心健康”。笔者所在课题组分别于2010年、2017/2018年两次对青少年进行调查，研究分析表明，我国青少年成瘾行为有加剧的趋势：既表现在吸烟、饮酒、毒品等物质性成瘾行为低龄化、存在蔓延趋势，更表现在赌博、网络、游戏等精神性成瘾行为及危害日益凸显，直接导致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

随着移动互联网飞速普及，青少年沉迷网络已成各界关注的问题。基于网络的游戏、社交、直播、色情、制作和信息收集等均成为致瘾因素。这其中，网络游戏“贡献力”最大，时下大量涌现的短视频迅速兴起，已具与游戏、直播鼎立之势，且“后发优势”显著。2017/2018年调查数据显示，42%的青少年有上网的强烈想法和冲动，有18.5%的青少年报告每天都玩游戏，41.3%的青少年虽知沉迷网络的危害也难独善其身；据推测，当前我国四成左右的学龄青少年面临沉迷网络的潜在风险，该问题也已成为危及我国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大隐患。

如今，教育部门出台严厉要求，将矛头对准网络游戏，可谓恰逢其时，直指关键。

然而到目前为止，青少年仍暴露于“网霾”之下，限制、管制制度的出台明显滞后于新生网络产品的爆发式增长和变异，管控措施的单一有限和行政化色彩面对网络新特征也显力不从心，巨大的商业利益驱动、新奇的网络诱惑力、强烈的青少年自身感知新生事物的内在需求等同向叠加发酵，对势单力薄的管控措施特别是雷声大雨点小的持续跟进措施，形成合围绞杀，强弱对比悬殊，胜负明显易见。

就教育和社会层面而言，我们既要理性面对互联网原住民的生态特征，又不能回避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忽视网络负面影响、无力更无心逆转局势、默认受制于陷落于沉迷于网络的险峻局面。面对这些无节制宣传、无底线链接、无约束蔓延、无品位泛滥，教育工作者更有义务保持清醒，敢于亮剑。教育、教化的有效性可能远不及网络产品的诱惑力，但绝不可以漠视网络产品对青少年的驾驭甚至侵害。

大学生支配金钱、时间的自由度增高，大学校园里网络负面影响并不亚于中小学，还往往是网络诈骗和校园贷骗局高发区。成年沉迷网络的情况同样不容忽视，他们是长大了的网络原住民，抑或是主动学习能力、被动适应能力超强的新老网民，浅表浏览替代深度阅读、敷衍点赞淹没促膝深谈，或为数百兆的大游戏“娱乐至死”，或对基于算法推荐为内核的十几秒短视频推送缴械投降，更舍得一掷千金为深度美图的网红保护打赏，面对这些“不冒烟的鸦片”和“新型毒品软件”，这些不念鸿鹄之志、不为温饱担忧、不负课业压力的成年人显得更加缺乏抵抗力。

2014年就有调查显示，父母与孩子共处时，经常看手机的父母占17.8%，偶尔看的占51.8%；时至今日，精准推送的短视频泛滥，到处是声称几千万人在用的全网最棒视频软件，夫妻对坐无言刷屏早已是常态，一场场匪夷所思的“手机引起的血案”不时传出，都市、乡间稍有车速减缓，都会看到咧着嘴傻笑的“低头自驾族”新物种在准备追尾前车或猎杀生命！

因为沉迷网络，我们都在忽略和远离现实里更重要的价值。赫胥黎曾说，“人终究会毁于他们所热爱的东西。”我们要在这预言即将成为现实的紧要关头赶紧醒来，不要忘记，我们是能改变世界和改造自我的人。

“博物院套餐”试题，是谁的清醒剂

作者：陈进红

由于受到传统观念和应试教育的影响，使得一些教师在语文教学中只注重基础词、句的教学，忽视阅读教学。

由于受到传统观念和应试教育的影响，使得一些教师在语文教学中只注重基础词、句的教学，忽视阅读教学。

文丨陈进红

昨天，郑州市“小升初”试题甫一公布，网上立马炸开了锅。对今年涉及语文、英语的“博物院套餐”式试题，不少家长纷纷表示“懵圈”，更有家长表示“我跟娃连博物院大门都没进过”，也有考生及家长认为试题“正对胃口”，通过考试进行文化科普让人耳目一新，值得提倡。

初看题，似乎被吓了一跳，小升初考试怎么考的全是高深的博物馆知识，再仔细审视每一道题，才发现其实只是形式上的变化，不过是套上河南博物馆的壳子，增加的是阅读量和跨学科运用能力。考试内容也并没有超出考纲，对于即使没有去过博物馆的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点，一样也可以答得出。

但这样一份内容上耳目一新的考卷着实把家长们吓了一跳。尤其是对内心要求素质教育，实践中还奉行着读书就是死记硬背的家长们一个警钟。因为在常规思路里，在应试教育的催化下，所有题目都有套路，即使阅读理解也有套路和标准答案，只要多刷题就容易得高分的规律，在教学以及各大培训机构中屡试不爽，教给套路和解题方法代替了学生的自我创新和自主思考，但就是效果好。

其实，是素质教育还是应试教育，唯一的指挥棒就是选拔标准。现在选拔的形式忽然变得大不同前，家长们更多担心的是，教学创新是否跟得上考试形式的突变。

由于受到传统观念和应试教育的影响，使得一些教师在语文教学中只注重基础词、句的教学，忽视阅读教学。最近我就听一位朋友说，暑假给孩子补习语文，补习的不是阅读，而是阅读理解。而这位朋友夫妻俩都是文字工作者，却对孩子的语文阅读理解爱莫能助。

虽然教改是不可逆转的洪流，但一些考试形态、试题结构、题型和内容仍表现出僵化和模式化，尤其被大家广为吐槽的阅读理解标准答案，更是陷入一种怪圈。去年著名作家周国平出了一本书《试卷中的周国平:对标准答案说不》，叫板语文阅读理解题。中青报也曾刊登过一篇《我是作者,却答不准文章的“作者原意”》的短评，该文作者提到，自己一篇报道被选用为阅读理解的材料，这道12分的题目，他自己最多只能拿到6分。阅读理解题不但没法检测有没有多读书，而且也不能真正检测理解能力。在现实中，传统的课堂教学，把内容分解成上百个知识点、能力点，围绕知识点、能力点设计大量练习题，让学生反复机械地做练习，造成了课程的繁、难、深、多，而实际收效甚微。

而这样一份测评试卷其实就是大语文教育理念的体现。评价内容的设计将所有的知识与能力考察都融入在了情境中，不是孤立考察对知识的识记。整个评价关注的是学生的阅读能力，高阶思维能力，科学探究能力与综合实践能力。

无论是高考中的语文大改革、小学语文教材的大换血，还是“诗词大会”的异常火爆，都在告诉我们“大语文”时代的到来。正如陶行知先生说：“是生活就是教育,不是生活就不是教育。” 大语文的外延几乎与生活的外延相等。郑州这次小升初考试就提供了一次非常好的跨学科学习的案例。不仅仅是走进博物院，更多的是走进生活，走进不同的学习场所，让自己所学的知识“活”起来。考卷变脸了，那么，过去封闭僵化的“小语文”教学是否也在变为开放的、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联的“大语文”教育。教育内核随着考试形态改变，才能让家长们面对这样的试卷不再大惊小怪。

拿老师都不会的“小升初”试题测评学生，公平么

2018-07-02 17:54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杨三喜

　　日前，河南省郑州市的民办初中“小升初”试题在网上引发了不小的讨论。

　　以语文试题为例。试题的每一部分，分别被冠名“前言”“文明曙光”“定鼎中原”“有容乃大”“盛世荣华”“展望未来”等，每部分对应分值从20多分到50多分不等，而这些名字正是河南博物院几大展区的展区名称。除了语文试题，英语学科评价材料一样来自河南博物院，只不过由中文换成了博物院网站的英文页面，让学生回答根据页面内容设计的选择题，并用英语写一张邀请函，邀请美国小伙伴参加“博物院之夜”活动。此外，数学学科评价利用“贾湖骨笛”音阶和青铜器熔点，设计若干道单选题；历史学科评价还涉及文言文、地理知识。

　　对于如此有“内涵”的试题，有专家表示这是现代文化课教育的初心回归，能对改变当前的文博知识传承困境起到警示和推动的作用，更是一种价值导向。用“博物馆套题”这样新颖的方式进行学科测评既形式新颖，又能在测评中真正体现学生的综合素质，而且还有利于激发文博知识的传承。

　　但是，河南省博物院主展馆早在2015年7月14日就封闭维修，当时预计工期为18个月。时间已经过去近3年，目前博物院主展馆还没有完工向游客开放，临时展馆也并未开放试题中涉及的全部展区。在这种背景下，出题者直接设置一套相关的试题来谈传承文博知识，难免有些脱离实际、强人所难的意味。

　　不过，这套试题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它用错了对象。从公开的试题来看，难度的确不小，别说是小学六年级学生，就是高中生、大学生也不一定能答好。郑州某小学的李老师表示“22页的卷子，要在2个小时内全部答完。就让我来做这个卷子，我感觉数学我可能都得不了分。”这位老师还介绍，70%考的都是孩子课外拓展的一些知识，比如国学类、历史类，不仅是考语文，还会考政治、地理、美术、音乐、人文知识等，这些知识点在学校里基本是学不到的。学校里面学不到，那么孩子们从哪里掌握这些知识呢？家庭教育之外，答案不言自明。

　　民办初中对小学生进行所谓的综合测评，说白了就是换了个名头的“小升初”考试。郑州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已被民办初中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就近分配；未被录取的学生，按照“免试、相对就近入学”的原则到公办学校就读。在公办学校严禁举办各类“小升初”考试，实行免试就近入学的当下，民办学校却拥有举办“小升初”考试，并且提前招生的特权，而且还是用学校里学不到的，对成年人都有一定难度的试题对小学生进行遴选。结果可想而知。

　　显然，此类“小升初”试题不仅不利于破解“择校热”难题，不利于减轻小学生学业负担，不利于给超纲超前培训降温，反而是在为“择校热”和“校外培训热”火上浇油。一方面严禁公办学校举办小升初等各类考试，严格实行划片就近入学；一方面却放任民办学校举办高难度的所谓综合测评，放任民办学校提前掐尖。结果必然是公办学校在与民办学校的升学竞争上处于弱势，公办学校被弱化，成为“劣质教育”的代名词，而民办学校成为升学率高、质量好的代表，制造更为强劲的择校冲动，破坏基础教育的教育生态。

　　早在2013年8月，教育部颁布的《关于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招生有关问题的意见》，就规定“无论公办还是民办学校，接受适龄儿童少年入学都不得采取考试方式进行选拔”。去年底，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提出不举办任何形式的入学或升学考试，不以各类竞赛、考级、奖励证书作为学生入学或升学的依据；不得提前招生、提前录取；不分重点班与非重点班。今年，上海等地已经实施公民办小学同步招生，让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选择生源。

　　这些，才是中学招生教育改革的方向。那为何，郑州民办初中“小升初”试题还可以依旧任性，这不得不引人深思。（杨三喜）

中考错题岂能“深表歉意”为止

作者：光明网评论员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不管大错小错，既然错了，总要责罚。谁来执罚、依何执罚，这都需要明文规定的操作。有权必有责，出错必被纠，这当成为专业化命题机制中的基本逻辑。

近日，一则题为“齐齐哈尔爆料中考数学出错题”的小视频在网上传播。6月29日，由齐齐哈尔市教育局主办的齐齐哈尔市教育信息网上发布了一则公告称，“2018年中考数学试卷中，由于第12题所给数据不科学，造成此题为错误试题。经研究决定，对全体考生均给本题分值3分。对出现此问题，深表歉意。”

虽没必要神化中考的指挥棒作用，但不等于可以对中考试题的错谬一笑而过。有网友调侃，“想借数学0分c位出道的亲，死了心吧！我们给每位考生免费赠送3分！”舆情发酵在前，公告说明在后，从时序上看，结论只能有两个：要么是命题部门自始至终蒙在鼓里，连错题都没能自我纠错出来；要么是明知错误而无法应对，指望拖着遮着就蒙混过去了。真相不管是哪个版本，都叫人匪夷所思而愤懑难平。

中考是个什么等级的考试？这个问题，大概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在中高考竞争端口前移的语境下，不少家长和舆论可能对中考更看重几分。有两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一者，中考命题有严谨而审慎的程序，甚至几套试卷、几份方案，所花费的人力、物力也非平时的小考可以比对。理论上说，但凡在命题、审题、执行、监管方面多上点心，断不至于在中考数学命题上掉到自己的坑里。二者，一道错题对孩子的伤害，绝不只是3分的选拔性区分度而已。据查，2018年齐齐哈尔市中考时间为6月25至28日，近3万名初中毕业生参加了考试。放弃这道错题的“智者”倒也罢了，正常的考生哪个敢怀疑如此严肃的考题还会出现bug？一旦纠结在这道错题上而难以自拔，这份数学试卷的公平选拔就会演化出诸多失公失允的现实可能性。普加3分，除了和稀泥、还能弥补什么呢？

最叫人意难平的，是地方教育部门应对舆情的态度。“深表歉意”四个字，既没有解释出错的原因，更没有表态纠错与罚错的意思。对如此重要的考试，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明明可以追本溯源出肇事者和埋单者，却偏偏在最关键的黄金时间里没有核心回应、没有诚意作为，地方教育部门如此操作，如何让涉事考生及家长信服，如何让舆情民意心安？

这些年来，中高考试题里的争议性话题不时出现。比如2018年全国高考理综考试结束后，考生们在网上炸开了锅，单选题第八题有两个答案，A可以，B也可以。最后，十省教育厅公告裁定选A选B均得6分。不过，类似齐齐哈尔中考数学这样简单而严密的命题，竟然出现题干型低端错误，不仅闻所未闻，更影响恶劣。承认错误固然是一种勇气，但，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现错误、没有在全民关切上应对错误，这本身就是一种“一错再错”。不得不说的是，齐齐哈尔教育部门起码眼下还没有找到应对错题的“正确解题思路”。

越来越开放多样化的教育，对命题的要求势必越来越严苛。中高考这些带有重要指向意义的考试命题工作，恐怕须在两个层面“洗心革面”：第一，建立专业命题机制。如美国的托福、GRE等考试，出题和判卷专业操作，打破所谓专家库的小天地，引入权责对等的竞争机制。第二，重构错题究责机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不管大错小错，既然错了，总要责罚。谁来执罚、依何执罚，这都需要明文规定的操作。有权必有责，出错必被纠，这当成为专业化命题机制中的基本逻辑。

宽恕的前提是自省，谅解的前提是惩戒。教育法治化之路，必须在中高考等民意关切的热点之上有所显影。这世间本没有绝对正义，试题的公平性也是相对的，我们或许能理解出错题的教育部门的焦灼与歉意，但是，眼下还需要一份更详细的说明书：告知犯错的环节，让前车之鉴成为一种警醒；开列犯错的成本，让受损利益的相关方安心。

一句话，教育对待错误的姿态，比常识本身更能窥见教育的本心。

教材编选要注意尊重作者版权

作者：刘昌松

所有教育出版机构采用任何作者的作品，依法都应当署名，应当指明作品出处和原作品名称，应当付酬，增删改动作品应征求作者意见，而不能谁叫板就不再用谁的作品，谁不叫板就依旧侵权使用。

近期舆论热议的语文教材“外婆”改“姥姥”事件有了权威回应，日前，上海市教委公开发布《关于上海小学语文教科书“外婆”改“姥姥”一事的处理意见》（以下简称《处理意见》），表示要恢复原文中“外婆”一词，并对作者和社会各界致歉；今后编写教材应充分尊重作者，维护作者正当权益。同时表示，今年9月起上海小学二年级将使用国家统编语文教材，停用上海版语文教材（含“外婆”改“姥姥”文）。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上海教育出版社也同时发文致歉。

客观说，上海市教委的道歉是诚恳的，上海市教委及相关教育出版机构值得称赞的地方，是大大提升了教材采用文章的版权意识。《处理意见》一共四条，有两条涉及此方面。一条除“向作者致歉”外，还表示要“与作者沟通，将该文中‘姥姥’一词恢复为原文的‘外婆’一词，同时依法保障作者权益”；另一条“要求全市教材编写工作要从中吸取教训，充分尊重作者原文原意，切实依法维护作者正当权益”。

此前上海市相关部门在尊重作者及版权方面，做得确实不够。“外婆”被改为“姥姥”所涉文章《打碗碗花》的原文作者、陕西作家李天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更重要的不是改词的问题，是我压根就不知道他们使用这篇文章和怎么使用的，在哪个范围内使用。他们无论如何应该给我打个招呼，这是出版机构对作者最起码的尊重，也是版权法的基本规定。”

李天芳所说版权法的基本规定，是指《著作权法》第23条。该条指出：“为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国家教育规划而编写出版教科书，除作者事先声明不许使用的外，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在教科书中汇编已经发表的作品片段或者短小的文字作品、音乐作品或者单幅的美术作品、摄影作品，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可见，按照《著作权法》规定，有关单位和作者编写义务教育教材使用作品确实享有一些特权，这主要指“教科书中汇编已经发表的作品片段或者短小的文字作品”等，“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理论上称之为法定许可，作者没有禁止使用权。但这个权利也仅此而已，不是漫无边际的，更不能无限扩展，例如也“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例如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以及改编权、翻译权等作品演绎权。

遗憾的是，有些义务教育教材出版机构，因为有了“法定许可”的特权，不付报酬、不指明作者和原作品名称、不经作者同意而擅自改动原文等的情形，时常有之。有网友认为，作者也应当增强版权意识，将版权侵权者送上法庭。其实，作家李天芳的版权意识还真不错，1985年某国家级教育出版机构将《打碗碗花》部分内容选入小学语文教材，因未署名未付酬，李天芳多次去信出版社联系毫无结果，于是将该出版社告上法庭，被称为“全国首例教材著作权纠纷案”，4年后终审判决出版社赔偿李天芳稿费、名誉和经济损失共计6万余元，但其三篇散文作品也从该出版机构编辑出版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删去，从此不再使用。

试想，作家发表作品就是供传播的，谁不期望自己的作品入选中小学教材？那既是对作家作品高规格的认可，也有利于最大范围地传播作品，体现作品价值。因此，对于这次教材采用《打碗碗花》所涉嫌的侵权问题，笔者也理解李天芳未再采取诉讼维权措施的做法。

总之，这次教材中“外婆”与“姥姥”之争事件，上海市教委的《处理意见》就是一个很好的表态，期待能够成为教育出版界的共识，成为全国教育出版机构改变观念的一个很好契机。也就是说，所有教育出版机构采用任何作者的作品，依法都应当署名，应当指明作品出处和原作品名称，应当付酬，增删改动作品应征求作者意见，而不能谁叫板就不再用谁的作品，谁不叫板就依旧侵权使用。

心疼“猎狼小组” 期待女性车厢

作者：庞岚

只要不违反公序良俗，不过分到穿比基尼挤地铁，女性穿多长的裙子本就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尤其是在炎炎夏日，“轻装上阵”更是合情合理。

只要不违反公序良俗，不过分到穿比基尼挤地铁，女性穿多长的裙子本就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尤其是在炎炎夏日，“轻装上阵”更是合情合理。

文丨庞岚

夏季到来，公交系统猥亵等案件随之增长。为此，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在多个派出所成立“猎狼小组”，专门打击地铁内滋扰生事的“色狼”。自2017年6月16日“猎狼小组”成立以来，北京市共抓获118名地铁“色狼”。其中，四惠站派出所的“猎狼小组”今年共查获“色狼”23人，行政拘留21人。

2012年，上海地铁第二运营有限公司发布的一条微博曾引发争议，该微博写道：“乘坐地铁，穿成这样，不被骚扰，才怪。地铁狼较多，打不胜打，人狼大战，姑娘，请自重啊！”该微博的配图是一名身着黑色丝纱连衣裙的妙龄女子的背面，由于面料薄透，致使旁人能轻易看到该女子内衣。

当时，很多网友认为穿得暴露不暴露是个人自我选择的问题，没有任何人可以以此为借口对他人进行性骚扰。还有人认为，如果法律或者地铁的营运法规没有规定她不能这么穿，那么就没有权力指责。

如今，人们的观念显然已经大为进步，“猎狼小组”从去年夏天成立，专抓地铁色狼，而上海地铁也有了更多驻站民警，防范此类事件。例如前不久有报道说，在上海地铁某楼梯处，男子寇某趁站厅人员稀少，公然对一位女性实施猥亵，所幸驻站民警及时到场，将其抓个正着。

只要不违反公序良俗，不过分到穿比基尼挤地铁，女性穿多长的裙子本就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尤其是在炎炎夏日，“轻装上阵”更是合情合理。所以，负责秩序维护的地铁运营方面也好，担负着市民安全责任的公安部门也罢，该做的都是尽力保护女性不受骚扰，有一个安全的乘车环境。

我们欣喜地看到，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的“猎狼小组”不辞辛苦、战果累累。与此同时，我们也真的很“心疼”这些猎狼小组的民警。比如相关报道中说，民警为了跟紧嫌疑人，往往一趟下来，衣服都能拧出水来；比如说在人多拥挤的情况下，很难确定嫌疑人是否实施猥亵行为，所以民警有时为了抓一个人会花两周时间跟踪调查；此外，由于有时被骚扰的女性出于害怕、不好意思、不想惹麻烦等原因，拒绝配合调查，结果让民警白忙……

所以，我们在为“猎狼小组”点赞的同时，也期待他们的工作能好做一点。

比如说，正如民警所提醒的那样，色狼不会因为受侵害人的沉默而收敛，遇到被侵害时，要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要知道，忍气吞声是对“坏人”的纵容。

再比如说，地铁方面能不能再增加一些班次，进一步提高运力，以避免高峰时段过于拥挤。

早在前几年，就曾有政协委员建议：地铁早晚高峰应设女性车厢防性骚扰。如今，这一建议或许应该更认真地考虑一下。

据报道，目前全球有日本、墨西哥、巴西、韩国、俄罗斯、印度、阿联酋、伊朗、马来西亚等不少国家的通勤火车及地铁设有女性车厢。而此前，广州和深圳地铁则全网开通了女士优先车厢。据报道，近日《厦门经济特区轨道交通管理条例（草案）》正在审议，地铁是否需要专设女士车厢也在讨论之中。

对此，本市不妨也进行一下民意调查和可行性调查。

“猎狼”是打击地铁“色狼”第一步

作者：汪昌莲

换言之，成立“猎狼小组”，是打击地铁“色狼”第一步。关键是应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妇女权益保障法——不仅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还应明确界定性骚扰情形及具体罚则，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夏季到来，公交系统猥亵等案件随之增长。为此，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在多个派出所成立“猎狼小组”，专门打击地铁内滋扰生事的“色狼”。据悉，自2017年6月16日“猎狼小组”成立以来，北京市共抓获118名地铁“色狼”。仅2018年5月开展行动以来，全市已抓获并拘留猥亵人员30余人。（7月1日《新京报》）

不可否认，一些公交、地铁“色狼”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除了监管缺位之外，也与法律缺少刚性约束有关，导致有关部门执法手段偏软，甚至束手无策。如此语境下，北京公安部门成立“猎狼小组”，专门打击地铁“色狼”，很有现实意义。

调查显示，每10个16～25岁的年轻女性，就有一人曾受性骚扰，而且近半数受访者认为近三年性骚扰行为有所增加。公交车、地铁是性骚扰行为多发的场所，比例分别多达44%、38%。但公交部门却大多消极防范，要么提醒女性乘坐公交车、地铁时，要严严实实地将自己的身体包裹起来，不能露出一丝儿“春光”；要么为女性设置专门的候车区或车厢，将女性关进“笼子”。

事实上，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这是我国法律首次明确对性骚扰说“不”。将禁止性骚扰明确纳入法律规范，被许多专家认为是这一立法领域的重大突破。但也有专家表示忧虑，认为禁止性骚扰写入妇女权益保障法，只是立法的“初级阶段”，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比如，性骚扰的内涵是什么？如何进行界定？具体的罚则是什么？其他相关法律如何跟进？可见，法律没有明确性骚扰的范围，也是多数被性骚扰妇女放弃维权的症结所在。

换言之，成立“猎狼小组”，是打击地铁“色狼”第一步。关键是应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妇女权益保障法——不仅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还应明确界定性骚扰情形及具体罚则，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同时，应推广北京、上海等地做法，将性骚扰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法》规范范围，以猥亵他人的行为论处；性质恶劣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以强制猥亵罪论处。特别是，公安部门应将公交车、地铁等场所纳入“重点保护单位”，加强日常巡逻工作，一旦发现性骚扰行为，依法予以重点打击，维护广大妇女的基本权益。